轉眼快三十，
不得不承認，近年念兹在兹的，
除了事業定位，還是種身份認同的危機。
出生成長的地方變得陌生，
身份和想法漸成為原罪。
從我出發的香港、
從香港出發的我，
如何去審視，是我每天都在問的問題。
目睹過社會變遷，惡補種種學校沒教的；
也機緣巧合近期在日台星越走了轉，今天回望的角度也許截然不同。
1988 年的香港沒有一孩政策，
而是說「兩個就夠哂數」，
於是我來到這世上。
出生半年後六四的那年那夕，未敢忘記，卻又沒有記憶。
家中有張歲半時抱著樹熊的照片，
小時被問到 favourite animal 時，總答 Koala。
那麼小去了澳洲，原來是父母為了移民而去視察。
為安撫人心，那時鄧蓮如和李鵬飛前往倫敦遊說，在麥理浩支持下，
5 萬個家庭獲得可「安心在香港生活，萬一香港出現問題，則可隨時前往英國」的居英權。如是者，我也拿到了直接左右今天去向的護照。
Hong Kong is moving into a difficult transitional period. During that period it is quite essential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social and other systems should be at peak performance. That is now at risk because the key people able to ensure it are leaving. They are leaving simply to qualify for an insurance of a citizenship carrying with it a right of abode.
－Lord MacLehose of Beoch(麥理浩)
(Hansard, British Nationality (Hong Kong) Bill)
六四對香港，從不只是歷史記憶。
香港所謂「地少人多」，而其實「高地價政策」由義律早就開始。
麥理浩年代英國為談判準備，
發起以「垃圾蟲」為象徵的清潔運動，
慢慢變成「香港是我家、清潔齊參加」。
真正提倡的不止清潔，而是種落地歸根的公民意識。
徙置區陸續遷拆、公屋開始大舉興建，新加玻建 HDB 組屋前還過來考察。父親從廉租屋邨搬到居屋再買私樓，正是那一代的向上流故事。80 年代包玉剛「棄舟上岸」，李嘉誠入主和黃。和黃的倉庫被改建成了第一代屏風樓，也就有了我今天住的和富（wharf）道。
數十年過去，量化寬鬆、強國走資、熱錢湧入，
香港人依舊喜歡買磚頭；比起「保值」，居住是種次要的需求。全球大城市這比比皆是，而新加坡的組屋呎價還是平上一截，可以用強積金當首期；而台北人只覺得你房子太小根本不能生活。也好，反正香港工時冠絕全球。電影版《攻款機動隊》回到香港取景，畫面不是超現實，而是超級現實。漸漸，政府叫你去大灣區，Facebook feed 上出現日越泰馬的樓盤廣告。
在西營盤長大，這區既保留了開埠早期的老香港，又是近年所謂士紳化最具代表的寫照。
地鐵通車翻天覆地，摘去森記、可可、新中華，罅隙中種出一棟棟大廈，配上個豪宅的名字和價錢。老店甚至老街坊，在這沒有記憶的城市，都不被允許存在。社區的連結花費數代人的時光去建立，原來又可以一夜間斷裂。
從前會去踢足球的卜公花園，是個諷刺的存在：19 世紀初鼠疫爆發，首要措施是清拆人口密度過高的太平山街，改建公園讓住所保留空間。而今天數街之隔的德星里和各種公園發展商恨不得縮小改建，仿佛人口密度增長沒有代價：即使香港又再經歷過 SARS，一個淘大花園染了 321 人。
在依稀的港式天空下，「買樓」更佔據了頭條、SEO 的 keyword 和高潮的神經元。下一代焦慮地被灌輸去嘗試重覆上一代的成功模式，由大學的迎新營教你輪候公屋開始。
70 年代爸媽忙著考會考，而不是批鬥他們的父母。
所以小時候每周都會和「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團圓聚餐。
父母都工作，
由曾在停泊香港的美軍艦隊上工作、避過日本兵追捕的外婆湊大了我。
小學到中學就讀教會學校，
有點諷刺，卻使我成了堅定的無神論者。
校園本身就是歷史文物，創校可追溯到 19 世紀。「鬼佬」神父們為何選擇札根香港，是從前不懂問的問題。
原來開埠時香港是個很 Ghetto 的第三世界，湧入大量逃避太平天國飢荒的難民和棄嬰。1848 年聖保祿修女便開始設立孤兒院、和屹立至今的學校和醫院。不少名校如協恩、嘉諾撒、拔萃的前身，都是這種孤兒院。及後東華三院、保良局才相繼成立、針對當時的瘟疫和人口拐賣問題 。
聖保祿女修會
那時學校彌撒的「貴賓」，後來才明白往往是校長的上司。
人道理由和政治原因，神父們在不同國家傳教輾轉到了香港。香港和澳門作為橋頭堡，背後是整個天主教系統在東亞的佈局。
我也還趕得上，實際上用中文教的「英文中學」，而不是中中，更不是普教中。政府資助的辦學模式，令我身邊有不少草根階層的同學 ── 這對我的想法影響很大，對建制貴族帶點本能的抗拒。今天從 Playgroup 到直資再到大灣區的教育，是另一回事。
我成長的，是報攤還在賣叮噹和龍珠單行本的 90 年代。
透明機殼的 Gameboy 在銅鑼灣大丸購買，日打夜打的是那 Pokemon 紅版。數年後第一次剪貼著 Javascript，是為了做個 Pokemon 網站再放上 Yahoo!的目錄。然後 20 年後用著類似的技倆維生。
當年還有個叫做亞視的電視台，兒時「轉台」只為了看有點兒童不宜的《蠟筆小新》，和後來在家長不在時看「家長指引」的暴走初號機。之後掀起了日劇戰，每天電視都是木村拓哉。
結果有一年的生日沒有買玩具，在 SOGO 旭屋書店買了本日文字典，背起不懂唸的あいうえお。日本文化對我的影響由飲食、家品、潮流、審美，直到如何理解「青春」和「熱血」。再大了點慢慢學日文，除了旅遊、打機、看日劇和讀村上春樹，知日是為了理解香港。
那時剛經歷民主運動的南韓選了個軍人做總統，金大中要到 97 年才上台。我初中時沒有 Girls’generation 和 Twice，到我不再看電視時才有《大長今》。BoA 剛出道，「韓流」是個剛剛才出現的詞語。除了 05 年在銅鑼灣一邊吃韓燒一邊看韓農示威，和韓國的交集很少。不像今天，K-POP 利用互聯網在越南等地取得幾何級的點擊數字。
無厘頭年代，家中電視播得最多是周星馳的鹿鼎記。
金庸的頂峰之作，寫的是「世界仔」韋小寶。
查良鏞原在上海大公報任翻譯，48 年被調到香港。
到了北京外交官沒當成，又回到香港，結識了同事梁羽生、
創辦明報，才開始了「飛雪連天射白鹿」。
電影中演阿珂的叫 Michele Monique Reis，父親是香港出生的葡萄牙人。日治時期被關進深水埗集中營當戰俘，再送往日本掘礦。投降後回港才生了李嘉欣。
周星馳眾所周知做過 430 穿梭機、出身藝員訓練班。同期的是梁朝偉，上一期的師兄是劉德華、梁家輝、黃耀明、徐錦江等。那時訓練班上的名字，耳熟能詳，近十年的我卻認不出幾個。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是粵語片的黃金時期。極其本土的作品，講的是廣東話，卻也流行到日本台灣，而不是單一市場。而交流是雙向的，結果小時看電視播的《機動武鬥傳 G 高達》，決戰於「新香港」，反派叫東方不敗，絕招是來自《俠客行》主角石破天的石破天驚拳。
商業又帶點叛逆，大師們搵食之餘又建構了這彈丸之地的文化認同。今天導演王晶拍《賭城風雲》，周星馳拍《美人魚》，繼續大收，而身邊沒有人討論。只有荷蘭叻，在現實演活了「多隆」。
03 年過去，才在電視聽多了張國榮梅艷芳。裝了寬頻，除了打機、隔兩年 Youtube 上線，慢慢追憶起那芳華絕代。
我追上的音樂潮流，大部分是向後的：Beyond、達明一派、羅大佑。
那時，慶幸是個陳奕迅和周董還未被稱為老土的年代。
會考温習時，帶在身邊的銀色鐵盒不是小米尿袋，而是 iPod。
歌單包括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又十數年後，來臨的是個不妥協傷口。
最喜歡的香港女歌手是岑寧兒，演出大部分卻在台灣。
香港人太忙。太忙去聽音樂、
太忙去悲傷、太忙去問為甚麼。
母親任教中國語文和歷史直至教改，我是個還在意書本的異類。
95 年落成的黃泥涌圖書館只有十數個書櫃，卻大抵塑造了內向的我的一生。七成的書還由台灣出版，童話故事裡標著堆我不懂的ㄅㄆㄇㄈ注音。到了青春期，那時村上春樹還沒有被淫審署封套，從挪威的森林一直看到 1Q84。閱讀是我的 comfort zone，做了十多年的圖書館管理員。
學懂了讀甚麼，又讀到了甚麼，又是種機緣巧合。
1949 年後，唐君毅和錢穆來港創立了新亞書院，及後饒宗頤、牟宗三、台大出生的金耀基輾轉到了合併了新亞的中大。於是，他們沒有像失明的陳寅恪被放個喇叭在床前批鬥至死、沒有像郭沬若寫了首寄調《水調歌頭》慶祝文革十周年的詞。
香港也沒有新加玻般抹剎華文的運動。如是者，我寫的是正體字，我也不討厭中文。我高考考 94 年開辦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和會考讀的中文，是這堆人的文章。既有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蔣夢麟的回憶錄《西潮》，又有國民黨政權打壓的殷海光。
偏偏，建構身份認同的這些，正是某種予盾的來源。
當然，這些這年代沒幾個人會在意。在意的是作文試題是凍檬茶，還是火警演習眾生相，在意的是如何從這群考生中賺取過億。
家住得近，中學開始便常佔用殖民地大學資源。每天經過中文學院那 Vniversity 的牌匾，上幽靜的太古堂自修室温習。
1925 年一個名為金文泰、會唱廣東話情歌的鬼佬 for some reason 大力推動香港的中文教育。於是，有了港大中文學院、有了我每天經過的那對「大德不踰行為世法、學古有獲業精於勤」的對聯。收的學生，是拿了倫敦大學獎學金卻因二戰爆發去不成而留港的張愛玲。然後是逃難至香港讀喇沙受啟蒙的黃霑。而黃霑再工餘進修寫碩士論文時的 Freshman，是每天在我腦海盤旋的林夕。
大學沒到外國升學，但去了也就認識不了今天的妻子。
可以走和不可以走的堂都走了，上莊、住 Hall 和各種 OCamp 參與了不少所謂「傳統」，又不知所以然的事情。來自「同一個袓國」的「國際學生」比例開始增加，而精英建制的幻影還沒有破滅，齊齊專心趕做 AO、醫生、律師、iBanker 和會計師等等。而反正世界如何，我和工程系的同學總在 Lab 打 Dota。
入學那年皇后碼頭剛被拆卸，而同輩都不太問政事、學生會開始被滲透。風暴是平靜的，畢竟當年的大學教授不會被登上環球時報。百周年校園開始興建，流過汗的 Soc 房和學生會的「獨立自主橋」被拆去，仿忽沒有存在過。
那些年，黃之鋒在我家樓下讀小學。
他們的青春，不在足球場，在公民廣場。迎接他們的不是 OCamp，是國教、雨傘運動和牢獄。
50 年代韓戰、三反五反令人材資金湧入香港加速工業化時，李嘉誠在穿膠花。直至中國改革開放，百萬計的移民來到需要大量勞動力的香港，住廣州的外父外母剛好趕上 80 年結束的抵壘政策。
這背景其後催生了深圳經濟特區，那負責的廣東省委書記叫習仲勳。香港工業北移，亦不乏資金回流；香港憑特殊地位、法治和新聞自由，紥根多年的金融業再大幅發展。
今天香港人為甚麼最熱愛外遊，又有條件外遊，除了坐擁亞洲絕佳的地理位置、由千古罪人興建而效率第一的機場，又有本眾多免簽證的護照外，可和香港從出口業轉型、聯繫滙率的金融政策有關。
98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一岸之隔的台灣或基於出口壓力，或陰謀論，棄守新台幣滙率；最後香港則守住了轉戰而來的大鱷。當年新加玻和台灣的薪水還差不遠，不是種種下來，今天台灣夜市，才沒那麼「價廉物美」；現實的港商才不會對台灣那麼「求才若渴」。
而當年抵擋風暴的「拍擋 」── 一個是財政司司長曾任權，今天在赤柱服刑；另一個是格林斯潘盛讚的任志剛師兄，今天說的則是”Shouldn’ t we join the communist Party”。
我在商學院二年級時便是 2008 年的金融海嘯，但同年初《時代雜誌》的封面是「紐倫港」。如是者，我才有了在美資銀行的第一份工作。
60 年代的制水，我沒有經歷過。
而 19 世紀香港便興建了多個水塘，70 年代中英談判前為保障食水自主，更開展了領先世界的水務工程。加上 76 年生效的《郊野公園條例》，高山密林沒有像南生圍被燒焦，又有水塘繞道，我才有了行山和天文的興趣。
麥理浩徑是否為歸還新界作準備的軍事緩衝區也不得而知，
但用作啹喀兵訓練，又造就了我參加過的 100 公里毅行者。
從前香港的名字沒有特別這個字，
香港卻很特別。
在董建華的「中藥港」、「數碼港」和「亞洲國際都會」之前，
香港早是間諜港、玩具港、鐘錶港、美軍的補給港、韓戰時的走私巷和印支共產黨的革命巷。
香港也是武術港：旺角油麻地從前不只藥房，武館有四百間，李小龍在這裏找葉問學詠春。而百多年歷史的果欄，可能將迎來這城市最悲哀的詞彙，叫作活化。
Toy Town: How a Hong Kong Industry Played a Global Game, as Told to Sarah Monks
沒有一帶一路的口號，香港又早連接國際。
天星小輪的天星，來自安祿山信奉的拜火教祆教。「教友」又包括了出身孟買的巴斯人麼地，香港大學由他帶頭捐錢興建。後來港大財政緊絀「籌旗 」，出手的是馬來亞富商陸佑。為中國而立？也許，那個現代中國。
二分一猶太裔、「紅鬚綠眼」的何東以廣東人自居，小時學的是四書五經、不是「 因為我有黑眼睛、黑頭髮和黃皮膚，所以我是中國人」。何東在結婚周年時給了夫人 10 萬元作禮物。於是，有了用上意大利地磚和彩繪玻璃的佛寺東蓮覺苑和寶覺學校，中間又夾著猶太墳場的門口。中式傳統宮殿風格，用的是鋼筋混凝土；而收藏的，是康有為、張學良到徐世昌的字畫。小時常在這裏等母親下班，現在才回想這地方的脈絡，世上大概獨一無二。
世界史上的中國和香港，是香港人陌生的。
回歸前的讀的西史，
沒有教我大英帝國如何在殖民地間調動人材資源、戴卓爾上台和中英談判又如何影響香港的房屋政策。
回歸後的讀的中史，
也沒有教我所謂元朝、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像新疆西藏是中國自古而來的領土、然後又為甚麼孫中山一開始喊的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從鴉片戰爭的義律和砵甸乍、樞機天教、南洋商人如胡文虎，到今天蘇豪那堆 Expat，腦海內讓他們來香港的都是那四個字，叫「中國市場」。
港口的命運，陸地還是海洋也從不能切割。
說得有點像阿甘正傳，我卻是最平凡的香港人。
幸運的是香港。幸運的也是我。
今天去看「土生土長」這四個字，原來那麼重。
正如濕地公園的黑臉琵鷺，
倘若出身在河的另一端，命運便截然不同。
也許不少人以為我逢中必反，
但在崩塌中的温室中嘲笑原野的兇殘，有點不智。
我反抗的，是這圍牆、這對立面本身。
結識各地朋友、論學習志向自信心行動力，往往自愧不如。但有些事情，他們不可以。
寫了那麼多字，沒說過一句港獨或戀殖。
這不是「懷緬沒有經歷的過去」，這是歷史。
短短的三十年間，問的卻是《時間簡史》式的問題：
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往哪裡去。
中英聯合聲明 84 年簽訂，兩年後達明一派出道，
「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早唱了 30 年。
這等事情，歷史上就常有發生。
地運完結嗎？也許。
但亦也許，那不再重要。
早寫過，會想「香港是否最適合我」這問題的人，根本不多。
換個角度，香港是個 Comfort Zone。我這代幸運的在這地茁壯成長。
作為科網中人，我又早知道移民是個偽命題。不論你如何評價沈旭暉，這一段寫得很「明白」，卻又很難得：
從不相信，21 世紀的人，只能活在地圖上的一點。「移民」的概念，相當前現代，也落後。說過很多遍：理想生活，應該在幾個喜歡的地方，同時有根據地，同時落地。要明白的人，自然明白。覺得離地的，也隨便。
所以，我沒有移民，因為這不是我的詞彙。有移民概念的人，「移民」了，也不過是逃避。
……Glocalization，不是口號，而是要坐言起行的。
而我真心相信，這是香港下一代的唯一出路。唯一。
– 沈旭暉 天才兒童 1985：三字頭大限前的覺悟
今天的維港雖然變窄，
但依樣通往星仰加可亞直。
港口城市的本質，是在網絡中建構出價值。而科網交織的現代，正出現了各種新的偉大航道。
人在外地，不停找香港人還有甚麼優勢的。原來那不止教育好、工作效率好、能穿梭國際；
而是世界早變得太快，而我們沒有某種包袱。
李嘉誠說得對，今天香港年青人的機會還是很多的。
誠哥只是沒有告訴你，這些機會在不在香港。在大灣區還是哪裏，答案要自已找。
我們不能一邊指責「老屎忽」，一邊齊齊「食老本」。
畢業後沒甚麼偉業，我也沒有資格想當年，
有甚麼老來才去記載。
老實說對自已事業上、待人接物上的成積表是否滿意，
答案是否定的。
有點阿 Q，不過三十是否成功，從不認同是有沒有上車，
或年薪有沒有某個數字。
成功，大概是可以為自己的人生去定遊戲規則。
朋輩少年得志的、不得志見過，而遊戲還沒有完。
首要，是撥開那病態的氛圍，
媒體不僅販賣注意力，而是操控心情。
不公不義的讓你疲於審謬，
所謂無力感，是個大亂大治的圈套。
玩別人的遊戲，註定輸。
我們總慣於說成王敗寇、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去解讀世界。
好吧。反正像《戰雲密報》所拍的，價值從沒有掛在口邊便成真的。
只有挑戰、抉擇時，才切實存在。Our Actions define us.
不論時代再是否再屬於我們，我們仍屬於這個時代。
人各有志，一點倒是希望共勉的：
假若你認為有人想抹殺你整個世代時，你偏偏要生存得更好。
立，
是人（大）在地上（一）的會意字。
立於禮，
禮崩樂壞，更要懂立身處世。
挫折不少，犯錯更多，
而籍口抱怨說太多自己也聽厭了。
我早中了六合彩，也慶幸花時間去想過、摸過。
比粗口更難聽的「一個時代的終結」，對我全沒意義。
要在意的，是這是個怎樣的時代的開始，可以做的又是甚麼。
不再無力，因為也許很久沒像這刻清晰看到，要做的事那麼多。
所以近年最銘記的格言，
叫做「我返出去做野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