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掀起「香港科網已死？」的話題，有種種論述。
城市環境，對做Start-Up有多重要？更想討論的，是環境如何影響人的成長？Startup 教父Paul Graham就有一篇文章叫「Cities and Ambition」。
用他的話，矽谷教人要變得更有Power；紐約教你要賺更多的錢；波士頓則教你要變得更聰明。
城市與人
文中提及一個評價城市的有趣方法，是你生活中會「偷聽到甚麼」──因為這告訢你身邊有怎樣的人。
自已也大扺能體會：人在德國的時候就有這習慣，每天搭巴士吃飯都努力偷聽身邊的人用外語在說甚麼。語言不好、文化隔膜加上內向不善溝通，這大抵是我認知這城市這些人的一個方法──卻獲益神速。德文日文普通話的「0–1」都這樣來，而且只是聽就已經會有不少衝擊。
網絡世代，弔詭自然是很多城市硬件都不會太落後，上網理論上又能接觸全世界的人，城市環境還是否那麼重要？
只能說人性總懶惰，或曰「適應力強」，今天環境還是影響很多。
「一個人打呵欠第二個也會跟著」──人腦中的mirror neuron總發揮作用；從生理層面環境就決定我們許多行為。Comfort Zone等等概念，都己是常識。
而且環境之所以能影響人，是這本質上就是互動的關係。人在環境，才會暴露自已與環境的差異──我們總可以在網絡書本讀到外國的月亮多圓或多不人道，例如芬蘭的教育有多好、柬埔寨有多窮等等，可以有啟發；但有些東西不能細會。
還深刻記得一個Cultural Shock：在德國寄宿在導師家中，問他自來水是不是可以喝。他說：「Yes you can, but you won’t get anything out of it」。對我來說，水就是水，渴水就是解渴。可不可以渴就只有衛生與否的簡單問題 。對德國人來說，渴水或進食往往結果更重要──人從中能吸收甚麼。所以超市的Mineralwasser (通常有氣的「礦物水」)才那麼好賣，明明自來水可以渴德國人也一箱一箱抬回家每天喝樽裝水。（環保是另一個問題）。
想說的是，因為我在環境，把「水衛生就好」的觀念暴露出來，才學到「環境」那「喝水要喝到些甚麼」的反應，最後反省「喝水」這那麼基本的行為。有衝突，才就有成長。
不想說得太抽象，但這Context，也許是個決定性的分別。
接收城市的訊息（原文：Message），人在環境潛而默化。
在歐洲當你發現身邊人人通曉數國語言、不少大學生第一個學期在巴塞隆拿，下學期在布拉格，第二年再到日本做交流生，你會更渴求國際視野，學外語也變得自然。而像科網這種贏家通吃的遊戲，矽谷比拼做到第一，當然比在北角做到第一更大機會成功。再且，要找一群共同志向互相支持的人，可以花很大力氣（當然就更珍貴），故此城市的影響仍是很大。
自然問，香港給人的訊息是甚麼？
紐約給人的訊息是錢。香港一樣嗎？香港人都慣用錢去衡量人；黃子華也有云「搵食」是最大真理。接近，但Not exactly。
對我來說，香港的訊息是「山」。
香港山多平地少，郤擠了七百萬人，造就一片難得的山水與夜景。
大家都會聯想到上一代常說的「獅子山精神」。而除了勤奮拚搏和同舟共濟，當中的隱喻是山下，人要向上爬。
山，是階級。
港督從前別墅就在太平山之巔，旁邊還有條港督獨享的小徑Governor’s Walk。後來貝珞偏愛粉嶺別墅搬走，小徑開放使用，名改得聰明，叫「同樂徑」；
到過警察學校參觀朋友的畢業禮，督察的禮堂在個小山坡上，除了冷氣還有個迷你酒吧。那裏你俯視下去，可以看員佐級警員大汗淋漓的在操練。
這就是Class，是英國佬統治香港留下的技術。引進階級的遊戲「與民同樂」，你可以去看陶傑，我不必多說。
香港有公營房屋、免費教育、綜援等組成Safety Net，然而整體的精英制度根深抵固。
人所共知香港人的嗜好是「睇人HIHI」。而鮮人有問，為甚麼？
作家Alain de Botton擅寫「人人心中所想、手中所無」，最近的新書Status Anxiety便有約許啟示。
書說人有兩種被愛的需要──情愛上的，社會上的。後者常由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反映，而現代人只越來越難滿足。
一個認知科學的發現：搭著一個人的膊頭時命令他會比較有說服力。
人就是和猿猴那樣近的動物，「搭膊頭」這最原始予顯示Status的社交行為，我們可是會有生理反應。
Status，人就是那麼本能地敏感──也就決定了我們不少行為。今天人無時無刻焦慮地問自已是不是為人所接受。
例如工作，當代的Job Market故名思義，重點是Market，更是個Global Market。作者解釋打工仔以往可能辦事能力好、處理好公司內部事情和維繫身邊人關係便會有足夠認同感；今天原則上工作和社會回報的差距拉得很大：球星可賺上千萬，投行中工作多無䅲、薪水也留住人。高度資本主義造成的失落，村上春樹的小說早探討很多。
書說法國大革命前階級全由血統決定，流動性是零，做農民甚或奴隸反而不太會想這些問題，某程度是對的。在今天提倡Meritcoracy的社會，機會理應公平，故此薪水低便是無能，無能又成了一種罪。
這種人性放諸四海皆準，為何在香港問題特別大？
因為空間很小；因為流動性曾經很高。路很窄，在這往上爬，你不止要快，還要比人快。在後邊吃力爬，前方對手趴倒實在的給你一份安全感。你不停爬，直到你倒下來。
香港空間小──香港人給自已的空間也很小。
在香港，只有主流。
在日本台灣，所謂小眾聚起來也往往不小，而香港則是七百萬人擠在一起看黃鴨，很少人可以逃避，可以dare to be different。權威人格、市場小、媒體和產業單一等等原因很多，不贅。
結果是香港成功像只有一條路，而大家必需競爭──堆在主流中競爭。
人總把Reference point定在身邊的人，如同事或舊同學聚會、㧕或師奶打麻雀時往往不少人就會內心自我比較角力。遠一點的，把他們定義為「神人」便成。而身邊人做得比你好，便造成很大壓力。在香港，身邊的人都像倒模出來，效果便加劇。
用Peter Thiel 的說法，社會間的「競爭」從不是單純的經濟或利益考慮，更甚是一種我們都早習以為常的意識形態(Ideology)。
反映在教育制度，便是不由培育人才出發，而倒過來大家都擔心出路、把寄望放在制度，造就學業競爭越來越激烈，直至由幼稚園開始。即使畢業，香港的精英學生考得好，選擇當醫生、律師，不去創業，除了薪水，更大是那Status的安全感。假若他做間Start Up「半紅不黑」，社會便像判了他死刑。
山，高不可攀
上太平山 怕太平坦 風光不再山也不似山
經典的獅子山 越望越像夢幻
現在是爛鬥爛 今天的紫荊花金得太靡爛
李澤楷叫你建設社會，潛台詞是一大份社會都是他和他「Daddy」的。
今天，我們都被上一代訓練要努力向上──而我們都不知所措如何向上，
於是便Get stuck。不知未來，又已拋棄過去；昔日光輝、今天表面安逸，反成為一種壓力。最初的「第一代香港人」是移民避難，倒沒有這種包袱。
踏實上太平山，當然都是氣派豪宅，儘管住的可能是魑魅魍魎。
香港還是保留了大片郊野公園，予人同樂。山路上，有錢人不會比你走得快，或看到不一樣的景色。香港還是有這份可貴。起跑線不一樣，但有些機遇還是可以把握。
內地朋友不約而同告訴我：香港還是一個努力會有回報的地方。
十年後這裡還有沒有夢，我則不知道。
上山的路難，因為你不止要有那份毅力，還要知道舊路不通；揮去那虛妄走出路來，主宰這土地的命運，像「我要真普選」那布幡般重新栓譯那獅子山精神。
屬於自已的城市
Paul Graham說年青時應闖，倒很認同。人對不同城市總有無限想像。
Instagram照片上的巴黎鐵塔當然是浪漫，在倫敦旅行找個鬼佬吃印度菜自然是#unforgettable。而叫你住那些地方，第一個感覺，應該是髒。燈光昏暗，塗鴉滿佈整地煙頭的地鐵站外，癮君子和看起來像癮君子的老外和你搭訕時就會體會到。
想像總有落差，要真正了解一個城市，必須生活在那裏。像柏林，就跟很多德國城市很不一樣；東京和博多，也大相徑庭──從待應的敬語應用和躹躬的時間可見到。
在香港，流動性其實不算高。在德國波昴讀書時，大部份本地學生都來自其他城市，就為了讀書搬出來。日本人也有「上京」的概念，儘管今天沒那麼強；內地的城鄉遷移更不用說。大概比較少大城市的人材是「土生土長」的。香港當然有大量美加或澳洲的留學生；而沒這種「福份」的其他人還是主流，相對其他大城市還是很多。
我想說的，就是會想「香港是否最適合我的城市」這問題的人，根本不多。
這不一定完全是一件壞事。
樂觀地想，是「家已經有不少機遇」；能奢侈地把這問題抛腦後。
然而，也可以錯過很多。那麼大的城市，其實沒有容下許多聲音。
香港的缺點：狹隘、沒有記憶、賤視知識等，要數可以有一堆。
想像的外國看總美好，生活過就知立根更難；現實也總令你行人止步，揮之不去，是城市的「絆」。只願憑年青熱血去闖，找的也是自已。
是去或留，我答不到，這原來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闖，尋找那共鳴的城市訊息；
留下，其實也要有會當淩絕頂的那份志氣。